千里孤灯枕梦还

老爹从校园社区拉下来给我和哥看的老学长留言。建出一个豆腐渣工程的长长链条，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该谁负责？谁下令修建？谁设计？谁施工？谁监督？谁验收？老师和孩子绝不是单纯死于某个或某几个或某N个黑心建筑商贪官和豆腐渣工程之手，而是贫穷，和这个号称教育为立国之本的国家长期以来对教育的漠视。

此次问责，最后当然是要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的，只是拉谁出来，拉到哪一级出来，且拭目以待。幸亏只有一个余菩萨（文人能无耻到什么地步，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幸亏还有林强和南周这样的铁骨和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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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SH不同意删除我的留言，为了免生歧义，也为深入探讨问题的根源，我不得不把我这些日子所思所想整理出来与同学们交流。大家首先关注和愤慨的是腐败问题，这肯定存在。因偷工减料造成“豆腐渣”工程绝非个别。工程的直接责任人难辞其咎，也不排除有关经办部门（人员）克扣、挪用经费等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必细说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姑且列为第一原因。

第二，农村中小学建设的经费保障乏力。我听一位当过市长的同学说，前些年在农村加紧推行“双基”教育（即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这本是一件推进社会公平和文明的壮举。按规定中小学校舍应由地方政府解决，考虑到地方的实际情况中央财政为此专拨一部分校舍建设资金，不足的由地方解决。这本来是件大好事。但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山区的中小学来说，能足额分到中央下拨的资金就是开天辟地的喜事了，于是出现靠十几万元盖一栋教学楼的“奇迹”就毫不稀奇了。试想那么可怜的一点经费，怎么能请正规的设计、施工队伍来承担呢？这样的教学楼遇地震能不垮吗？你又能具体追究哪个人的责任？记得1998年为了拉动内需，中央决定发行3000亿元国债。工程抗震破天荒争取到十来个亿加固经费。那些钱全用于国家机关及其下属事业单位。包括我在内，所有主管抗震的人谁也没想到还有许许多多更需要抗震加固的中小学。因为它不属于国家投资建设的范畴，自然也排不上抗震加固之列。

第三，中国是个多地震国家，约三分之二的国土都属于抗震设防区。这种设防是基于对该地区今后几十年地震影响趋势的判断，所以抗震工作是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的基础性工作。但抗震是要多花钱的，在这心态浮躁、急功近利的年代，有多少掌握建设资金投向的决策人物愿意把钱用到谁也看不见的抗震中去？唐山大地震后，修订的抗震设计规范作了许多严格规定，其中对建筑体型和材料也有所限制；但随着1976年7月26日的远去，什么奇形怪状的高楼大厦都冒出来了，通体玻璃幕墙的建筑更比比皆是。建筑师投业主或房地产商所好，结构工程师被逼绞尽脑汁去应对，抗震这根弦越放越松了。国歌时时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似乎专指国内外阶级敌人；其实大自然对国人的伤害和威胁不也同样危险吗？我说抗震工作长期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就是全国上下特别是城市建设和工程建设项目决策层缺乏地震忧患意识所致。

第四，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从国外学来的各种制度应有尽有，但缺乏系统整合，执行中又有不少偏差、走样甚至于弄虚作假，由此给工程安全留下隐患恐怕不是个别现象。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施工招投标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招投标比例本不高；走了招投标程序的又往往采取“最低价中标”的做法，有的居然比标底低30-40%；在这种扭曲的机制下，谁会陪上老本去规规矩矩按图施工？出路只有偷偷摸摸地层层转包、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早些年建设系统流传一句话，叫做“少动脑筋，多放钢筋”，本是对某些设计人员的批评；但随之却成了施工单位减钢筋、降混凝土标号的托辞，工程的安全性不升反降。我离开建设部工作岗位7年多了，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很少关注，所以对这方面问题说不出它的权重来，只觉得查找原因、吸取教训也少不了清理主管部门自身的弊端。

此外，中央政府“防震减灾”的战略也不是没有斟酌的余地。大家知道地震的短期预报（即临震预报）是世界级难题，中国还居先进之列。但即使发现某些地震预兆，没有大的把握也不宜预报；即使报准了能减少人员伤亡，也解决不了城市和工程的损毁。所以长期从事抗震工作的人大都认为地震是防不了的，减轻地震灾害的出路就在于抗震。“防”震与“抗”震仅一字之差，却代表了两种战略思路。前者把着力点放在地震的预测预报上，就其性质而言偏向于科学研究范畴（国家地震局原先曾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后者以中长期地震趋势为依据，着力点在于以工程措施抵御地震波的破坏力。国内外无数实例证明，采取科学的抗震措施就可以基本实现“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无妨”的目标。除了山崩地陷谁也活不了之外，只要房子不倒，人员伤亡和物质财富损失自然大大减少。可悲的是部门分割的体制往往导致认识的分歧和工作的各自为政。有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那是在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之际，建设部在当地召开全国抗震工作会议。国家地震局分管有关业务的副局长应邀出席，听了我作的主报告，参加了分组讨论。会下交谈时他表示很同意我的观点，也充分肯定了建设系统长期以来的抗震工作。我很惊讶这位地学专家、科学院院士能撇开部门观点说出他的真心话，满心以为从此与国家地震局会增进共识。万万没想到他回到局里没几天就被换了分工，让他去管后勤，不仅堵了他的嘴，也堵了改善部门关系的路。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我的感触写起来就收不住，而且越到后面涉及范围越广，渐渐远离了SH原本的命题；不过都有一定程度的内在联系，写出来于我自己是一吐为快；于旁观者是多一些思考的角度；于当事者也算提供分析、总结的参考吧。

惨烈的震灾唤起无数人忧国忧民之心。我已经听到不少人主张提高抗震标准，特别是呼吁一定要首先把中小学建得结结实实的。如今，何止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从老人到儿童凡有一点良知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朋友，谁都在关注着孩子们明天的学习环境。我想说的是，除了根据这次大地震提供的各种数据来调整相关地区今后震灾趋势的设定、也就是可能适当调高某些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之外，从工程抗震设计来说，要紧的不是急于提高标准，而是切实强化现行标准（规范）的执行力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我们不能在纠正“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时候，弄出“震起来瞎要”的毛病。那样做是长久不了的，因为它缺乏科学依据。不适当地提高标准不仅会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还可能在将来引出适得其反的后果。如前所说，设计师对施工质量不放心，就在配筋量和混凝土标号上加码；而施工单位认为设计师过于保守，就悄悄地撤钢筋、降标号。这种恶性循环可不是天方夜谭。我很赞成在全国农村普遍提高中小学校舍质量的意见。这里的关键是从国家层面建立农村中小学建设、维修的资金保障制度。否则这些校舍就无法纳入正轨的工程建设管理服务体系，就好比没有城市户口就无从享受社会保障一样。《义务教育法》规定的“公平教育资源”理应包括校舍这一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和安全庇护所。

回到SH提出的“人祸大于天灾”的命题，我是赞成的；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人祸应是泛指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恶果，包括制度的缺失、体制机制的扭曲、工作的疏漏、认识的偏颇等等，而不仅仅指犯罪行为。因此，农村中小学大量垮塌的原因，不能以“偷工减料造成豆腐渣工程”一言而蔽之。

由于我内心不平静，随想随写，顾不了左邻右舍；且凭记忆也不能确保所有信息的准确。此文一出，势必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甚至会得罪不少人。孰是孰非，让世人去评说吧！

                                                                      (写于2008年5月29日)